關於二零，關於一四。

前上司問我為什麼只愛用鉛筆寫東西，我說，寫錯可以擦走。而對我最重要的一字是，Uncertainty。因為你每一次下筆寫字開始，你就否定了千萬個可能。橡皮膠擦去雖留輕痕，但每次卻有善變的存在，而無以名狀地給我無比的安穩。

現在在電腦打字也異曲同工地為善變的我提供一點慰藉吧。

「應該有幾年沒有真真正正靜下來寫東西吧。現在的我，很少機會用紙筆寫，日常心想的全都變成英語，指尖堆砌字碼而幻變成的蘋果儷中黑。在每晚下班途中火車上的腦袋裡，沒有發佈的新詩，沒有人讀的散文，沒有形體化的意念，沒有中文傳譯的英文生字，沒有靈魂的身體，沒有具體意義的人生，沒有想念，沒有欲望，沒有，有沒，僅有，湮沒。」

後來，二零一四年的十月三十日，我「被拯救」到另一個境地。新的工作環境，新的人事物。

剛從挪威奧斯陸回到倫敦，短短的五天的時間表就擠得密密麻麻， 除了感謝大文兄的熱誠款待（沒有你，我真的不知道睡哪！）每天都在見老朋友。

一踏出飛機，迎而而來的漫天飄雪，大氣中的奧斯陸，是純粹的 ，是輕盈的，這樣的一個情景就令我回想起當天為什麼北歐的五國中那麼忠愛挪威。 三年後重回舊地，Grunnerløkka、Markveien、Torggata大部份的地區街名都記得，卻有時傻了坐錯電車，迷路了。

所有故人的樣子好像沒多改變，可是我們這年離世的朋友令所有人都滄桑了。

第一天在Olaf Ryes Plass旁等待的T你樣子累了，少說話了。我們在看Chris Marker電影的時候，你輕聲地對我說當年大學論文寫的就是關於這短片，開場白是法文，而英文字幕是被翻譯成這樣的 ：

“When men die, they enter into history. When statues die, they enter into art. This botany of death is what we call culture. That's because the society of statues is mortal. One day, their faces of stone crumble and fall to earth.”

心裡就有兩種語言不停交替，而我們的媛雅是變成了歷史還是藝術？

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們都很想妳。

第二天，我就去了見了J。見面的時候，他把金髮留長了，我並沒有提及他左眼的黑眼圈。他一如既往地給我煮早餐，就好像回到當年大學時代每逢來到他的家裡的時候，我說，會給女生煮早餐的男生一定不壞得去哪裡。他就笑咪咪地給我端上熱騰騰的煎蛋捲。良久，他終於開口，說上個週末我前度女友跑上我的家裡打了我一拳。然後，他給我看看手臂上他的紋身，她的名字，而他們的故事就娓娓道來了……

然後然後，好像過了很久，J說的東西模糊了，而我只記起安德雷斯已被我真真正正地遺忘了。我沒有愛，更沒有恨。或許他的存在只是一個記號，一個少女時代的文字代號，一個為賦新詞的藉口。而你，您，就變了字裡行間的一些無關的絮語一樣了。

第三天，O說要見我。我就去了叫作Fuglen（英文是The Bird的意思）的一所咖啡館。O是一個作家詩人，當年在Goldsmiths時他來作交換生時候認識的。而他亦是我其中的一個筆友，以前很多給他的信都清晨裡寫的。有一年，又是冬天的時候，我隻身走到挪威，到印刷商的書店買了他的書，然後叫書店老闆給我在閱讀他的書時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寄了給他。他就樂極了。今年見他，他把頭髮剪得很短很短，我說我喜歡他現在的髮型，很清新的感覺。他跟我說現在的女朋友是比他年小很多的。我說，我家的米克也是比我大一點的。然後，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以外，就是說他在寫關於新書的事。

臨走前，我靜靜地給他遞上一封聖誕卡及信，信裡就是寫上博爾赫斯曾說的一句：“Being with you and not being with you is the only way I have to measure time.”下午五時，我望出窗外一卡卡電車上的歸家的人們，奧斯陸寂寥的喧鬧，二零一四年快將完了。我想念著大學的日子，與朋友們，和沒有他們的時間是多麼冗長，料得身處現世的我，唯有在你缺席的時候數算年月日，我，傷感卻無淚。

二零
一四
年的「四」字，快將要寫完了；今夜，時間會悄悄把它擦掉，寫上「五」，而這個「五」字，卻暗藏著矛盾的四劃。。。